德國前國防部長古騰貝格因其博士論文有多處抄襲別人的東西沒有引註，引起德國知識界一片討伐之聲，最終迫使古騰貝格落台。有人說，民主國家也不是一樣有腐敗。其言下之意，就是說中國出現一些學術腐敗現象，也就不足為怪了。這種論調在中國很普遍，從政府到個人，都在為自己開脫。如美國一批評中國的人權如何如何，中國政府立即反駁說，你美國不是照樣存在著嚴重的人權問題嗎？如西方民主國家批評中國道德墮落，他就抨擊西方國家道德崩潰，父親強姦女兒，校園出現槍擊案等等。其實，民主社會不是萬能周全的，它照樣有罪惡的事情發生。只是它與專制獨裁制度不同的是：它有一套預防犯罪機制以及事情發生後如何得到公正的處置。這就是新聞自由、司法獨立、行政中立的民主社會所起到的功能。如古騰貝格這件事，假如沒有新聞自由，這件事可能就不能引起那麼大的影響，引不起影響，古騰貝格可能就有蒙混過關了。古騰貝格不得不在輿論的壓力下辭職並放棄他的博士學位。緊接著司法就介入調查，要起訴古騰貝格，還社會一個公正。這就是民主社會的好處，它在大的方向上，基本上能維持得住人的道德行為規範。如我們現在的中國大陸就不同了，那麼多的民間維權組織，那麼多的上方人士申冤，就表明中國沒有一個正常的渠道伸張正義的地方。常有中國來的人問我，你們在德國生活，會不會常受到德國人的歧視？我答說，“比在中國當官的看不起老百姓，城里人看不起鄉下人，上海人看不起蘇北人的感受要好一些。”因為畢竟他德國是個民主社會，是個有法可依的社會，你無論如何歧視，越過法律的界限，侵犯我的人權，我就可以告你。你一個外國人，也可以應用正常的法律渠道來維護你的尊嚴。民主社會不是十全十美，而是說它大體能維持社會的正義。

古騰貝格的博士論文抄襲案，使我想起去年在中國發生的汪暉抄襲事件。汪暉，名牌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前《讀書》雜誌主編，是國內屈指可數的人文學者。這樣的人，被人揭露出他的博士論文有抄襲。這事在中國鬧得沸沸揚揚，最後則不了了之。我們將他與古騰貝格事件相比，就顯得中國的公信力太差了。汪暉抄襲事件爆發後，雖然網絡熱議，但中國的清華大學既不見有任何處理，倒是國外學者杜維明和余英時站出來呼籲，要求嚴肅處理。這與德國拜羅大學即刻做出撤銷古騰貝格的博士學位、幾千名學者簽名要求清除古騰貝格學術腐敗相比，那可說是中國學界自甘墮落，毫無廉恥。有辱學界聲譽，污名學術的大事發生，你教育部門竟不敢發聲，做縮頭烏龜，你如何保持學術清流？而汪暉也沒有像古騰貝格那樣自願放棄其博士學位，還假惺惺地站出來說，由學校、專家組成調查評審團進行判決如何處置。實際上，你作為一個教授、博士生導師，是不是抄襲你自己心知肚明，為什麼要由人家來審定你呢？說穿了，你還是沒有廉恥之心嘛。汪暉抄襲事件對學術殿堂的危害，比古騰貝格的抄襲案更有殺傷力，古騰貝格只是作為論文抄襲者，撤銷其博士含頭就是了；而汪暉是博士生導師，幾十年來帶出多少位博士？而這個導師竟是個抄襲者，你說這不是很可笑嗎？其實，中國的學術腐敗，早就污染整個學術界。你看中國當官的簡歷，那個不是碩士、博士？而且是帶職讀完畢業的。難道當官的就特別聰明，在日理萬機的工作之餘，還可以讀出個博士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是摻水博士。國內報刊有揭露，海南黨校一年就賣出30多份博士文憑。毛澤東那個孫子毛新宇，說話還不成句，也是個博士人物。你想想，阿狗阿貓都可以做博士，那學術界不是成了博士泰斗了嗎？汪暉抄襲案，那只能是小事一樁，何必大驚小怪耳？說句不好聽的話，學術界本身都有屎，他怎麼敢站出來反對呢？

說到這個汪暉大學者，我倒有一件讀書寫作的小事與他有點關係。記得來德國不久，經朋友介紹，說國內的《讀書》雜誌辦得很有水平，可讀性很強，於是就訂閱來讀。那時該雜誌是沈昌文先生做主編，雜誌確實辦得好，常有敢於針砭時弊、言論犀利的文章出現。1996年，我在該雜誌讀了杜維明先生的一篇文章《為儒學不懈陳辭》有感而發，寫了一篇短文《請制止無恥》，文內引用清初儒學者顧亭林的一段話：

“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然而四者之中，恥為尤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源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顧亭林：《日知錄卷十‧廉恥條》

此文主要目的是抨擊中國士大夫（官員）的無恥，試著投給該雜誌，想不到竟然在96年第2期登了出來。主編沈昌文先生還親筆在“致意”的紙條回信給我。沈先生的信給我一個很大的鼓勵，以為可以在國內寫點抨擊時政的文章了。第一篇文被該雜誌採用，說明該主編、編輯可能認可或欣賞你的文筆。我躍躍欲試，準備再向該雜誌投稿。不想待收到下一期《讀書》雜誌時，令我大失所望。雜誌主編換成了汪暉，雜誌大膽敢言、針砭時弊的犀利風格沒有了，換來的是文縐縐的黨八股氣。後來我閱讀港台的報刊才得知，由於沈昌文先生的知識分子良知太過於嚴重，被黨勒令退休了。由於訂閱該雜誌一年為期，還收到過汪暉主編的幾期，多是批判自由民主、為黨說好話的文章。越讀越沒勁，後來我就取消訂閱該刊了。

我把這一小事寫出來，一是對沈昌文先生表示敬意，中國有良知、有風骨的知識分子是大有人在的。像沈昌文先生這樣“先天下之憂而憂”、有學術良知的編輯工作者，是值得人們尊敬和愛戴的。二是對汪暉抄襲事件鬧得這麼大還不落台謝罪找到了答案：他本就是黨的紅人，黨怎麼會讓他走人呢？最近我閱讀網絡文章才知道，原來這個汪暉，被冠為“新左派”人物。所謂的“新左派”，不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繼承人嗎？他今天被人推上“抄襲”的檯面上，是偶然還是必然？讓人惋惜還是自食其果？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三是從沈昌文先生被迫退休由汪暉這樣的左派人物掌管人文學術刊物來看，中國的人文學界本來就是黨天下，人文學界是黨控制最嚴的領域，當局執行的是一個劣幣逐良幣政策，其選拔出來的當然是要聽黨話的學術混混，而且出現學術腐敗也是必然的了。君不見，當今中國在一股狂躁熱的鼓動下，國學大師到處滿天飛，超前的學說層出不窮，自稱世界一流的學術也屢見不鮮，好像中國已進入學術大國了？可是我們遠在天邊的德國，也能聞到中國那股學術腐敗味。中國已不是一個“抄襲”了得，花錢直接買一個博士文憑也可說司空見慣。中國的知識界，本來就是黨八股的天下，特別是人文科學，其學問原本就不好做，再加上個體的知識分子不爭氣，自甘墮落，沒有學術良知，其所謂的神聖知識殿堂，變得如糞便廁所就不在話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