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判釋

黃鶴昇

緒言

孔子“郁郁乎文哉，吾從周”1距今已兩千多年了，其一部《春秋》史，也不過是“述而不作”，然其留下的歷史文化遺產，竟讓華夏民族傳承至今，成了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標簽。孔夫子儼然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代名詞。然而，自西漢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學成為各朝代的顯學。於是乎，各種解釋儒學的文章、書籍紛紛出籠。有“我注《六經》，《六經》注我”的；有講“仁義”之道，“仁禮”之道的；有稱為“君子之學”，“成德之學”的；有說“人道”，有說“天道”的；或說“仁義禮智信”，或是“孝悌廉恥忠”的。這個儒家學說，可說汗牛充棟，五花八門，莫衷一是。當年孔子創立他的學說，似乎沒有那么復雜：“吾道一以貫之”，說“仁”，克己復禮而已。

孔子編纂《春秋》史，對魯國幾百年來的興衰做一個史實的記錄，其并沒有加上個人的看法或論說。其周游列國的政治主張及其棄政從教的言論，零碎散落在《論語》一書里。《春秋》不過千把字，《論語》孔子的話也不過幾千字，加起來也不過萬把字而已。何以一個人說出的萬把字，竟讓華夏子孫幾千年來樂此不疲，研究又研究，逐摸又逐摸，產生出龐大的學問來？不管你是支持還是反對儒學的中國人，都得承認這個孔夫子對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真是千古一聖夫子哉！可以說，沒有一個人能像孔子這樣享受此一殊榮。

我們既然無法逃離這個儒文化圈，何不對其進行檢討和批判、反省其自身？到底當今提倡的“儒學”、“國學”有多少價值和意義？

自孔夫子創立其“仁禮”學說以來，其學術路向至少有兩次大的變更：孔子講“克己復禮為仁”被孟子提倡為“仁義道德”。“禮”在孟子那里被淡化了，他以義理來實踐孔子的仁，只把禮作為門坎邁過就以義來主導行動路線。也就是說，他繼承孔子孫子思《中庸》那一套“心性”學說。這是第一次路向變更。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孔子的學說就立為儒學的正宗了，而且還將孔子以前的經典據為儒家所有，所謂的“四書六經”。《詩》、《書》、《禮》、《樂》、《藝》、《易經》等都是儒家的經典。最明顯的是《易經》，被儒家據為“首經”。這第二次變更就大了，由孔孟之道變成儒術，其內容就不單是孔子和孟子的學說，還包括以前“三皇五帝”的學說。太史公說“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2如此我們

1《論語》，藍天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47頁。

2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出版，2005年3月第一版，2487頁。

來審視儒學，就有些繁雜廣博了。到了宋明的“理學”，將人道與天道相連接進行論述。其以《易經》、《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五書作為理論基礎，對孔子的“仁學”進行系統的改造，基本上完成了儒學的形而上學道德觀。儒成為教，已無可解擊。到了清代，也只有經之考證學而已。梁任公說，“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其在我國自秦以後，確能成為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1而民國出現過一陣的新儒學，不久則被共產馬列主義所淹沒。此應該是有思而無潮，見不到我國文化昂進之時代。

到了今天的中國，突然半路殺出個程咬金，提倡所謂的“國學”。這個“國學”是什么東西？國家之學？中國之學？中華傳統文化？不甚了了。以當今“鬧孔、尊孔、拜孔”為能事來看，儒學為主流是不會錯的。然，這比民國初年袁世凱大鬧尊孔風潮更復雜。袁氏就孔子而尊孔，而今的“國學”，其范疇更大，“儒、道、釋”以及“墨、法、名家”都可以納入國學的范圍。而當今的“馬克思主義”為當朝執政的理論基礎，是否亦屬“國學”？這個“國學”的概念之模糊與不清，可見一斑。

我們從歷代皇朝解釋、應用儒學可以看出，當初孔子創立其學說是極其單純的，他“述而不作”，只不過把周王朝的典禮制度記錄下來而已。後經子思、孟子發揚，成為“仁義道德”的“孔孟之道”；再後一點，就變成五花八門的“儒學”了；如今又成為“國學”的熱門。這可就熱鬧了：他們對儒學進行量身打造，“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隨心所欲地為我所用。據我的觀察，目前有如下現象：

一是一些反孔人士，胡亂拿出孔子的一兩句話，大批特批一番（其實那套東西也只不過是“五四”以來的陳詞濫調），以為這樣就超過孔聖人了。當今中國人在一股狂躁熱的鼓動下，想做思想家的人太多。你也不想一想，歷代以來的那些“鴻儒俊杰”是吃乾飯的嗎？你還沒有駁倒這些士大夫和那些智者，就想超過孔聖人，不是有些妄自菲薄嗎？這類人自以為聰明超過古人，不把古人放在眼里，我敢說他們根本無法進入古人的學術氛圍中去。這種輕佻侮慢的流水帳，能在孔門面前拿出什么東西來就可想而知了，除了謾罵還是謾罵，根本無學術可言。

二是一些想像力非常豐富的學者，他們完全拋開傳統的章句注釋學和訓詁學的方法，異想天開地做另一種詮釋。這一派有疑古派的遺風，不能說其考究一無是處，但總的來說已把古典搞得面目全非，無可依據了。這類標新立異之人，也是狂躁熱潮流的漂浮者，以奇技異巧來博取讀者的喝采。這類學術在大陸特別興行，新觀點、新思維特別多。讓人讀了眼花繚亂，莫衷一是。

三是儒家的鐵哥兒們派，對孔孟特別忠誠，崇拜得五體投地。孔孟的話句句是真理，“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這一派基本上沿著歷代儒家的路子走來，亦步亦鄒，對儒學下了不少功夫。其對儒的正面優點，發揮得很不錯。但由于其信仰度太深，一葉障目，竟然看不到儒學的一點缺失。

本人，老莊道學之人也。因緣匯聚，要作老莊道無哲學的研究。因魏晉及宋明時

1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市中國書店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11頁。

期儒者多講天道，貧道也想看看此道與老莊之道有何不同，探個究竟。不慎就掉入孔孟之道的書齋里，找來“四書五經”讀一讀。不想這一讀，倒讀出些味道來：孔孟之道，有很多東西真的值得挖掘，于是就萌生要寫一寫孔孟之道的想法來。此論，可說是“無心插柳”。此柳是否成蔭？不是貧道所思所慮之在。游刃於聖哲之門，“滌除玄覽”，不亦樂乎？貧道不才，不敢造次，對孔孟之道不敢說有深刻的認識，也沒有淵博的學識。但貧道是個坐忘之人，沒有反孔派的憤世疾欲，非要打倒孔家店的架勢；也沒有尊孔派的敬仰崇拜力量，非要立起一個偶像；更沒有投機取巧派成名成家的利欲心，要做一個嘩眾取寵的思想家。我對孔孟之道的看法，是在老子“玄覽”的超然境界上，試圖靠近古人，閱讀古人，把他們作為一個可歌可敬的智者進行論述，盡可能地還原他們的學術要旨，還他們的一點真面目。當然，斯人已逝，孔孟離我們的時代也久遠了，有誰能真正擔保說掌握了他們的學問？而且儒學是歷朝歷代的顯學，有關孔孟的學問汗牛充棟，很多學問都被人做出來了。我又能從這老生常談中拿出什麼新東西？這也是鄙人誠恐誠惶、不敢多作造次的原因。故鄙人不敢以“論國學”、“論儒學”等來做大學問，而以“孔孟之道判釋”來觀解，也可算作有點自知之明吧？中國國內某些反孔健將如黎鳴等，自吹他是青年學子的新臺階，專以“邏輯學、科學方法論”來嚇人。他說出一大堆邏輯：什么形式邏輯、先驗邏輯、信息邏輯等等，說中國人因為信這個沒有邏輯學的孔丘幾句話，全都變得愚蠢了。把孔子和《易經》罵得一文不值，說全是垃圾。看來全中國就他一個人聰明，好像是因為他懂得邏輯學？乖乖，有邏輯就“大甩”了？沒有邏輯學就是蠢蛋？對此，我則是敬謝不敏的。他們如此數典忘祖，崇洋媚外，恰恰把中國古典不講邏輯學的特殊學問忽視了。不過在這里我也很樂意地告訴這些人士，正因為他們用邏輯、科學實證的方法去審視古人的東西，特別是中國古人的東西，才造成他們與古人的割裂，不懂得古人何之所言。用哲學家熊十力先生的話說，這些人只懂得用“量智”，而不懂得用“性智”。用“量智”，整部《論語》、《易經》就是亂七八糟、毫無邏輯性的一堆廢話；而你用“性智”，則你就能讀出許多與你心心相照應的東西了。黎鳴等雖然懂得一點邏輯學，但他們是不懂得什么叫“性智”邏輯學的。貧道最厭惡的就是用辦證術做學問。說不出自己的東西，沒有自己的東西，模棱兩可，這看似道貌岸然，實則是孔子說的“鄉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