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天人合一之路」    後記

這是一本天才的大作。天才，非我所為也，乃天之造作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易經。系辭傳上》）自蘇格拉底以降，西方辯證哲學高矣，深矣，莊矣，至矣。如此延綿幾千年，誰孰能以正之？老莊將那道無不可說而說之也久遠了，誰解其中味？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農歷五月十一日）子時，在海南島儋州一個叫高洋的村子裡誕生了一個嬰兒。這個嬰兒就是我。父親依照客家人的傳統，天蒙蒙亮，帶上犧牲及香火，到伯公山去做崇拜，敬祝我的誕生，求伯公保佑。剛到伯公山，一個黃鶴從伯公山升起。父親回來後告訴母親這個情景，說，“黃鶴昇起，就以此意取名吧。”父親小學畢業，也讀過些書，他為了把我的名字取得高雅有文質，因客家人的“鶴”與“學”是同音，就取名為“黃學昇”。父親是希望我將來有學問。這是在我長大後父親對我說的。

冥冥之中，似有一命運左右著我的人生，“黃鶴”與“黃學”就一直伴隨著我的成長。“黃鶴”（古人有“黃鶴一去不復返”之句）標志著我一生的漂泊；“黃學”說明舊學、古學（古黃色的學問）早就埋下種子，我為什么會對古代的中國學問感興趣？五、六歲時，父親被當時的“公社”調到“美萬水庫”管理水庫，全家搬到山溝裡。那里遠離學校，我要讀書，就得寄宿在伯父家。小小年紀，就離開父母身邊，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在我讀小學二年級時，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就來了。那時我們根本就沒有書讀，每天以毛主席語錄作為課本識字。記得老師叫我們背“老三篇”（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及《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我竟用三天時間背下來了，那是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有很好的記憶力。讀書識字，就這樣來的。當時小學就語文和數學兩門課，作業也很少，平時都是在玩泥巴、捉土狗過日子的。童年無忌，過得也無憂無慮。到了小學四年級時，一個偶然的機會，也可說是改變我人生的開始。一天，一個同學對我說，他正在讀一本叫《香飄四季》的小說，很好看。我也好奇，就懇求同學借給我讀。自那以後，就如大壩缺口，水流不住，我從那就喜歡上讀書。班上就我們幾位同學，到處去搜集書籍，互相傳閱。那時民間的藏書多是蘇聯的作品，可以說，我的文學知識啟蒙，是從俄羅斯文學開始的。小學五年級，就知道普希金、萊蒙托夫、托爾斯泰的名字了。到了初中，數、理、化（數學、物理、化學）雖沒得讀，（當時將後兩者改為“農機”和“化工”，說的都是養豬和煉鋼鐵的事）但有教哲學課：叫“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記得最深的是批判英國哲學家巴克萊的“存在就是被感知”，說巴克萊非常荒謬，當他碰到一塊石頭哎喲一聲時，一個人問他，假如你沒有碰到這塊石頭，這石頭存在嗎？巴克萊回答說不存在。我當時竟認為巴克萊是對的。小小年紀，為什么會想出與眾不同的答案，我也不知道。也許是想顯示自己的聰明吧？或是自己天生就有一種叛逆心理？我自己就寫過一篇寓言，說在路邊長著一顆帶刺的樹，非常盛茂，這是因為它身上帶刺，人們都不敢去傷害它。而那些身上沒有刺的樹就被人摧殘而生長不好。三十多年後，我讀了莊子對散木的說法，發現竟有驚人的相似。那時，我很喜歡找年級比我大的人聊天，特別喜歡聽那些老人說與共產黨宣傳不一樣的故事。比如我有一個遠房姑父，他是黃埔軍校畢業的國民黨軍官，被共產黨抓去勞改十幾年，回來在村子種香蕉。我就愛聽他抗日打仗的故事。我成長的地方，可說是窮鄉僻壤，但求知的欲望，在我讀了那些“黃色”的書刊後，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后來又上了公社的農中（當時農業學大寨開辦的農村中學）——和慶中學。當年流行讀書無用，奉張鐵生為交白卷英雄。一個星期幾天的勞動課，根本就不是在讀書，而是在開辦農場勞動。當時學校種了很多甘蔗，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學校，校方領導對勞動特別賣力。凡有力氣，勞動好的學生都能做班長、組長，當三好學生，我們這些讀書好的就被排斥了。我當時還被同學揭發看黃色愛情小說而被校方罰去挑大便淋甘蔗。那正是青春發育的少年盲動時期，人生的苦悶、困惑、失望接踵而來。二年高中畢業（中共當年號召“學制要縮短，節約鬧革命”，初中二年，高中二年），沒有畢業證書，沒有同學互相道別的歡樂，灰溜溜地回到了農村。我就象在茫茫大海中，被浪拋到一個孤島上，農村，農村，一輩子就在這個窮鄉僻壤的土地度過一生嗎？當年實行的是推薦上大學制，農村干部的子弟以及有來頭的黨員積極分子都被推薦上了大學。我深知是沒有推薦的機會輪到自己身上的。隨后而來的是一種絕望，一種孤單無助、意志徹底被壓垮的絕望。那時經常兇酒，留著長長的頭發，裝扮成一個二流子的樣子，在鄉村每天勞動，過著無聊苦悶的生活。在村子勞動一年，後來考上了鄉村的學校做了一名民辦教師，每月工資13元人民幣。雖說有了份工作，但那種人生的渺茫、孤獨苦悶的心情還是揮之不去。那時學著普希金、萊蒙托夫的詩體，寫了不少傷痕詩。我的“黃學”（黃色學問）有了進一步的昇華。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消息傳來，我與兩位要好朋友夜晚在山上煮酒慶祝。開追悼會那天，多少人痛哭流涕，我與朋友暗中發笑。今天想來，真有些不可思議，我們怎么會覺醒得那么早？對毛澤東所作所為，早就恨之入骨。老毛不死，我們永無出頭之日。

一九七七年，中國恢復高考制度，第一年，我考不上，第二年，也考不上。這時，我才發現，自己除有點文學知識外，數、理、化知識幾乎等于零，根本對付不了高考的難題。當年考上的，多是老三屆（文革前的中學生）。這兩次高考的失敗，不是自己沈淪，而是遭到周圍同事的嘲笑。那些與我一樣領著低微工資的老師同事，指著我嘲笑：“看你這個黃鶴怎么昇吧？”

帶著這個嘲笑，我通過一個朋友的關系，離開了鄉村小學，來到了縣城的師范學校補習，準備下一年的高考。因當時規定考外語專業就不用考數、理、化。我只能進文科的英語班補習。八個多月下來，我的英語，從字母開始，趕上了全班的前幾名，地理、歷史、政治三本復習題倒背如流。我當時很驚訝我的這個記憶力，在這短短的八個月時間，竟能將三本厚厚的書，以及幾千個英語單詞背下來了。很可惜，將臨高考報名時，征求朋友意見，朋友說，考中專，百分之百上去，考大學，很難說，你的英語口語比較差，即使筆試考過關，口語面試過不過關還是個問題？這一點，就把我嚇退了。因為我不善言辭，口語確是個難關。當時為了逃離農村，考什么都好，只要能考上，結果報考中專。而進了考場才知道，考中專還要考數學，而沒有考地理。學了八個月的地理、英語就沒有派上用場，而數學考零分，總分數剛好過錄取線，有驚無險，總算離開了農村，到廣州去讀“廣東省政法干部學校”。

二年的中專，除中共的法律課程，又讀到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可以說，此時期我已弄懂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哲學。中共用這個唯物辯證法，來制定其辯證的法律，徹底地征服了中國人民。也是這二年，我了解到中共龐大的統治機器——政法機關，在它的面前，我感到自己太渺小與無力了，人生，我能做什么呢？多年藏在心頭的虛無思想又冒出來了：這個世界是多么使人厭倦，多么無聊與乏味呀。面對這個龐大的專政機關，作為一個小民是無能為力的。

畢業後分配回到縣城的公安局，做所謂的“反間諜”工作。因縣城長期以來就沒有發現過國民黨特務和間諜，我一年四季幾乎無事可做。天天在大街上走來走去，成了十足的無犁頭（無業游民）。這與當年文革高中時的失望、彷徨、絕望不同。文革時期還有一種熱血在燃燒，在憤怒。而這一時期什么都不是，沒有理想、沒有方向，也沒有了熱血，一切都是懶庸、 無力的和平。以前所愛好的文學，不思不寫。人生到此，可說是看破紅塵了。

幾年後，局裡有人升官發財。而我還是一個一般干部。有人說，你的學歷不夠，若你有個大學畢業文憑，你起碼升上個股長或局長當當。我當時聽了這話似懂非懂，但我這個“硬頸仔”（客家話，意為“不服輸的人”）一氣之下，就出走這個落後的縣城，命運又再次輪回，不久我就考上江南某學院上學去了。

在學院學習，第一年是學習文化基礎課，學校設有一門形式邏輯學，僅二個月的課程，我認認真真地學，把這一門課程拿下來了。這為我的哲學興趣打下了一個基礎。

到了第二年，準備學習專業知識的時候，鬼使神差，我突然逃學不去了。從此脫離了中共體系，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這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我準備回校的路上，在廣州見了香港的一位朋友（也就是建議我考中專的那位朋友，小學的同學，他在1979年去了香港）。他對我說，“出來與我做生意、辦出版社吧，不要在那官場裡混了，以你又直又耿的性格，能在官場裡混出名堂來嗎？”這一說，又說到我心裡去。我深知我不是當官的料。我索性連國家干部都不要了，出來與他做生意，辦出版社。

與香港朋友下海一年多，風光得多了。我們辦出版社，出雜志，一副文人的氣派。各路文人來聚，我們做到得心應手，好不快意。可惜，好景不長，一九八九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我對在中國的人生，已不抱什么希望，于是又一次出走，一九九零年初來到泰國，在曼谷做了幾個月的中文報紙編輯，爾後于同年六月來到了德國。

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曾流行著對我們這一代人悲慘命運的順口溜：“出生在饑餓年代（58年大饑荒，出生就營養不良），成長在動亂年代（文化大革命，沒有書讀），工作在調整年代（資歷不夠，不能升遷），結婚在計劃年代（計劃生育，只能生一胎），下崗在改革年代（正值壯年的四十幾歲下崗）。”每一件倒霉的事，都必將降臨到我們這一代人的頭上。我們這一代，真正是被毀掉的一代。

中國有句俗語說“哀莫大于心死”，我這個客家人的“硬頸仔”（不服輸的人）終于徹底認命了。幾十年下來，你不是沒有奮斗過，不是沒有那個能力，但都一一流失，與你擦身而過：你想逃離農村，到大千世界去見識見識，命運給你了，但只給你一個中等學歷；叫你大事做不成；命運叫你進官場走走，但既不給你官當，連個屁股的股長都不是。我又想，假如我真的在國安部的學院完成了學業，學了他們那些高度機密的東西，我還能走得出來嗎？一切好像命運在安排：我，做過農民，當過教師，干過警察，出任過出版社的主任，玩過雜志社的總編輯。人生，一切安排得非常妥當，讓你品賞各種各樣的人生，體味人生的甜酸苦辣。但“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老子》十三章），它要讓你沒有大富大貴，沒有身價的禍患。“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引同上）當年來到德國，真正是一無所有：沒有錢財，沒有驚恐，沒有希望，沒有思想，也沒有后顧之憂。冥冥之中，命運將吾引上老子的道無。

德國，這個寧靜、啟人發思的哲學大國，他給了我一個安身之地。我在巴伐利亞國王的領域，路德維斯二世國王創造神話的這個地方——新天鵝堡腳下住了下來。在這裡我開始閱讀康德、叔本華、尼采、胡塞爾以及薩特。我一邊思考一邊做筆記，每天只讀幾頁紙，讀得雖慢，但五、六年下來，收獲甚大。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給我極大的啟發。我弄清了後來的德國哲學家費希特、黑格爾、叔本華、尼采及胡塞爾他們的哲學路線。可以說他們都走不出康德設下的哲學框架。康德“物自體”不可知的哲學命題，實在令人嘆為觀止。正在我用思不得要領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老子》。這本幾千年前傳下來的《道德經》，使我茅塞頓開，一股清流緩緩流過，心如止境，吾終于大徹大悟。老子曰：“至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老子。十六章》），老子的道無，不正是打開康德“物自體”不可知的緊閉大門嗎？

在我完成寫作此書的時候，我拿起太史公的《史記》來讀，當讀到關于老子的列傳時，我大驚失色：老子，姓李，名耳。周守藏室之史也。自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而出，有人說儋就是老子，有人說不是，“世莫知其然否”。然，我出生的地方——儋州市，古時一直稱“儋耳”。周太史有一個“儋”，而老子名則叫“耳”。這“儋耳”地名，與老子是巧合嗎？或有其冥冥中的因緣？在《史記》早有記載，漢武帝時，漢的最南疆土就是儋耳郡。太史公說老子“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而儋耳乃天涯海角也，“海隅出日”之地，正是隱君子之所藏身之地也。老子，這個“隱君子”，是否早就到天涯海角的儋耳隱藏起來了？今天我這個“黃鶴”終于發現了他。我要用哲學的方法，把他的道無闡發出來，老莊這個道無哲學，至矣，極矣，無所加矣！

德國哲學家尼采曾自稱他特別聰明，他說“我的虛榮心是：用十句話說出別人用一本書說出的東西，說出別人一本書沒有說出的東西。”(《尼采文集》中國改革出版社1995年12月版，505頁)。尼采是有他的驕傲的。而中國古學者張橫渠志氣更高，他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而我要告訴世人的，就是：“我為什么會如此無知？”無知到了絕頂的程度，以致于與老子的“無為”相通。“眾人皆有余，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老子》20章）。我是生而為老莊開道的。我要用西方人稱之為“哲學”的方法，把老莊道無的“玄妙之門”揭示出來。莊子說，“老子，古之博大真人哉！”有誰能解其中意？魏晉時期的向秀、王弼、郭向用儒道解老子，王弼說老子是個“有有者”，現代的馬克思主義者更不用說了，他們用唯物辯證法解老子，說老子是個樸素的唯物辯證主義者，他們何能看到老子“博大真人哉”？人人都想做有智慧的人，而不想做愚人。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吧，孟子不是說過“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嗎，如何做到“不可知之”呢？不就是無知嗎？一問三不知，這就是神呀！德國有一個哲學家叫庫薩的尼古拉（Nicolaus cusanus,1401-1464）說過一句話，叫做“有學識的無知”。他稱此“無知”為最高的學問。這種“無知”，比唐伯虎的“由聰明轉入糊涂更難”，這非天惠之功無以成就的。天下之玄妙至此，吾無以言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