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判

                                    黃鶴昇

《論語。顏淵》記載說，“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栗，吾得而食諸？”（《論語》，藍天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230頁。）孔子在這里說的是什么意思？他的政治理念是什么？齊景公的“問政”，顯然問的是關于政治運作問題。一個國家，如何治理呢？從上到下，它必然要有一個社會分工。用我們現代人的話說，就是從國家政府機構到家庭組織，再到個體的人，都要有一個社會分工位置。你處在哪個位置，你就得做好你的本位工作，不能越界做不是你本位的事。如一個國家的元首，你的工作就是調動、指揮各部會的首長做好他們部門的事。你不能天天去與農民種田、下礦井與工人吃飯來做你的親民秀。孟子也批評過這種現象。一個國王對孟子說他不辭辛苦，下田去與農民種田，算是一個勤政的國君了吧？孟子嚴厲地批評這個國王，你做國王，不好好去做管理人民的事，既去做種田的事。這就不是一個國君的所作所為了。孔子答齊景公的，就是政治運作程序：君子、臣子、父親、兒子，都各有其本分，你做好、擔當好你的本位角色，整個社會的政治運作就暢通了。也就是說政通人和了。齊景公回應孔子說“善哉！”也表達這個意思。你不遵守本位，做君子的不象君子樣子，吃喝玩樂，不理朝政；而做臣子的，不是如何做好、執行國君的政令，整天想的是如何取代君王的位置，謀奪他的王位；或是想的不是為國王辦事，而是如何中飽私囊，為自己撈到好處。而整個社會，就連最小社會組成單位——家庭：做父親的不象父親，不去好好工作照顧家庭，做好養兒育女的事，沒有父親的威嚴與責任；而做兒子的也不敬愛父母，還對父母拳打腳踢。你說，整個社會不是亂了套嗎？人人沒有一個安全感。這就是齊景公說的，即使有糧食堆積成山，他又能拿到什么來吃？孔子在這里強調做人要安分守己，不要超越自己的職責范圍，做出與自己身份不符的事。我們來看孔子作《春秋》，其意旨也是批判那些“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會亂象的。太史公論孔子的《春秋》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撇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己。”

“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史記。太史公自序第七十》》。用我們當今的話說，孔子強調的是社會程序性。人們在不同的崗位上做好自己的本己工作，這樣社會就太平和諧了。這個程序法則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禮”。至于君子要如何做，臣子要如何做，父親、兒子要如何做？三王之道都有一套標準的。什么是明君，什么是良臣，什么是好父親，什么是孝子？三王五帝以來都有一個傳承下來的法制，周王朝時期就更完善了。荀子著有《王制》、《臣道》等文章，就是闡述先王君臣之道的。孔子并沒有回答“假如君子不明，濫殺無辜怎么辦”這個問題。也就是說，孔子只提出法律程序執行的問題，沒有提出法律制衡的問題。很多人指責孔子這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度太過于荷嚴，皇帝的權力過太，致使中國人奴性化。其實，這一指責是矛頭錯位了。孔子并沒有說你君子做得不好不可以換呀，他是說你做君子的要有君子之道。（孔子沒有提出換君的思想，我推演的是孔子所處的春秋時期，周王朝的天子微弱，很符合孔子“君子無為而治”的思想。社會的動亂，是諸侯不遵守周禮所造成。故孔子提出的是如何履行“禮”的問題，而沒有提出如何更換“領導人”的法律問題。也就是說，孔子想的是如何按照制度程序走的問題，而不是想如何改變這個制度的問題。我這個推演也與孔子的“克己復禮”思想相合。孔子壓根兒就沒有想過要改變周王朝這個制度，他覺得周朝這個制度太完美了：“郁郁乎文哉！”）故說，現代人拿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來指責他是造成中國人奴婢、思想禁錮、封建獨裁專制的罪惡禍首是沒有道理的。他說的是程序問題，而不是法律的問題。造成當今中國沒有民主的局面，罪不在孔子，而在於秦漢以後所推行的君主專政制度。孔子的話被歷代君王利用了。我在這里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如現代國家的外交部長，你對外發言，一定是執行國家元首的意志。你不能說與國家元首意見相左的話。你這個做臣子的職責，就是要執行君子的意志的。這就是君臣關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在美國攻打它要倒臺時，他的外交部長阿齊思對外發言還是要維護薩達姆政權。表面看來他面目可惡，實際上他是在忠實地履行君臣關系（後來抓到他，他就把這一切都推給薩達姆，說是薩達姆叫他干的）。這種君臣關系，它是有一個不得己的義理在那里的。它是一種上下關系，即使你有不同的意見或想法，也要去執行你長官的意志。當然，你可以用辭職、裝病等方法逃避執行這個任務，但這個義理是不能改變的。我們以此來看孔子這句話，他說的就沒有錯。我在德國開一個小企業，對此最有感觸，大凡請民主國家的職工，他都會按照你的吩咐去做，而不民主國家來的人，很容易與你對著干。共產國家來的人，其造反精神更強烈。這就是孔子等級制度的道德倫理精義所在，也是天道的一條義理，天道一破，人類社會就亂套了。當然，孔子只提出執行制度的程序問題，沒有提出要改變不合理的制度腐敗問題，這是孔子的不足。也可說是一個歷史的局限。                                    黃鶴昇

《論語。顏淵》記載說，“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栗，吾得而食諸？”（《論語》，藍天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230頁。）孔子在這里說的是什么意思？他的政治理念是什么？齊景公的“問政”，顯然問的是關于政治運作問題。一個國家，如何治理呢？從上到下，它必然要有一個社會分工。用我們現代人的話說，就是從國家政府機構到家庭組織，再到個體的人，都要有一個社會分工位置。你處在哪個位置，你就得做好你的本位工作，不能越界做不是你本位的事。如一個國家的元首，你的工作就是調動、指揮各部會的首長做好他們部門的事。你不能天天去與農民種田、下礦井與工人吃飯來做你的親民秀。孟子也批評過這種現象。一個國王對孟子說他不辭辛苦，下田去與農民種田，算是一個勤政的國君了吧？孟子嚴厲地批評這個國王，你做國王，不好好去做管理人民的事，既去做種田的事。這就不是一個國君的所作所為了。孔子答齊景公的，就是政治運作程序：君子、臣子、父親、兒子，都各有其本分，你做好、擔當好你的本位角色，整個社會的政治運作就暢通了。也就是說政通人和了。齊景公回應孔子說“善哉！”也表達這個意思。你不遵守本位，做君子的不象君子樣子，吃喝玩樂，不理朝政；而做臣子的，不是如何做好、執行國君的政令，整天想的是如何取代君王的位置，謀奪他的王位；或是想的不是為國王辦事，而是如何中飽私囊，為自己撈到好處。而整個社會，就連最小社會組成單位——家庭：做父親的不象父親，不去好好工作照顧家庭，做好養兒育女的事，沒有父親的威嚴與責任；而做兒子的也不敬愛父母，還對父母拳打腳踢。你說，整個社會不是亂了套嗎？人人沒有一個安全感。這就是齊景公說的，即使有糧食堆積成山，他又能拿到什么來吃？孔子在這里強調做人要安分守己，不要超越自己的職責范圍，做出與自己身份不符的事。我們來看孔子作《春秋》，其意旨也是批判那些“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會亂象的。太史公論孔子的《春秋》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撇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己。”

“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史記。太史公自序第七十》》。用我們當今的話說，孔子強調的是社會程序性。人們在不同的崗位上做好自己的本己工作，這樣社會就太平和諧了。這個程序法則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禮”。至于君子要如何做，臣子要如何做，父親、兒子要如何做？三王之道都有一套標準的。什么是明君，什么是良臣，什么是好父親，什么是孝子？三王五帝以來都有一個傳承下來的法制，周王朝時期就更完善了。荀子著有《王制》、《臣道》等文章，就是闡述先王君臣之道的。孔子并沒有回答“假如君子不明，濫殺無辜怎么辦”這個問題。也就是說，孔子只提出法律程序執行的問題，沒有提出法律制衡的問題。很多人指責孔子這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度太過于荷嚴，皇帝的權力過太，致使中國人奴性化。其實，這一指責是矛頭錯位了。孔子并沒有說你君子做得不好不可以換呀，他是說你做君子的要有君子之道。（孔子沒有提出換君的思想，我推演的是孔子所處的春秋時期，周王朝的天子微弱，很符合孔子“君子無為而治”的思想。社會的動亂，是諸侯不遵守周禮所造成。故孔子提出的是如何履行“禮”的問題，而沒有提出如何更換“領導人”的法律問題。也就是說，孔子想的是如何按照制度程序走的問題，而不是想如何改變這個制度的問題。我這個推演也與孔子的“克己復禮”思想相合。孔子壓根兒就沒有想過要改變周王朝這個制度，他覺得周朝這個制度太完美了：“郁郁乎文哉！”）故說，現代人拿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來指責他是造成中國人奴婢、思想禁錮、封建獨裁專制的罪惡禍首是沒有道理的。他說的是程序問題，而不是法律的問題。造成當今中國沒有民主的局面，罪不在孔子，而在於秦漢以後所推行的君主專政制度。孔子的話被歷代君王利用了。我在這里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如現代國家的外交部長，你對外發言，一定是執行國家元首的意志。你不能說與國家元首意見相左的話。你這個做臣子的職責，就是要執行君子的意志的。這就是君臣關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在美國攻打它要倒臺時，他的外交部長阿齊思對外發言還是要維護薩達姆政權。表面看來他面目可惡，實際上他是在忠實地履行君臣關系（後來抓到他，他就把這一切都推給薩達姆，說是薩達姆叫他干的）。這種君臣關系，它是有一個不得己的義理在那里的。它是一種上下關系，即使你有不同的意見或想法，也要去執行你長官的意志。當然，你可以用辭職、裝病等方法逃避執行這個任務，但這個義理是不能改變的。我們以此來看孔子這句話，他說的就沒有錯。我在德國開一個小企業，對此最有感觸，大凡請民主國家的職工，他都會按照你的吩咐去做，而不民主國家來的人，很容易與你對著干。共產國家來的人，其造反精神更強烈。這就是孔子等級制度的道德倫理精義所在，也是天道的一條義理，天道一破，人類社會就亂套了。當然，孔子只提出執行制度的程序問題，沒有提出要改變不合理的制度腐敗問題，這是孔子的不足。也可說是一個歷史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