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制”具備奴隸社會的特徵嗎？

                                       黃鶴昇

小時候上歷史課，老師說那中國古代的奴隸制社會挺嚇人的：那些奴隸一個個被鐐銬鎖住雙腳，在一塊塊劃為井字形的田地勞動，周圍有奴隸主和士兵看守著。課本上還備有圖畫，讓人看了那些奴隸生活真是慘不忍睹，中國奴隸社會黑暗之至極。

如今年紀大了，學歷也得到了一定的教養，翻開中國的歷史看看，竟發現用這個“井田制”來證明西周社會是奴隸制是一個天大的笑話，而且荒誕之極，毫無邏輯可言。據說這是郭沫若等中共御用文人創造出來的“證據”，在這裡我也只能佩服中共創造歷史的能力，簡直是“巧奪天工”。讓人不得不相信：沒有什麼東西，黨是不能編造出來的。

我們來看看“井田制”是怎麼一回事吧：

東漢班固著的《漢書》，對“井田制”記述最詳細。《漢書。刑法志第三》是這樣記載“井田制”的：

“自黃帝有逐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讙兜，審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戟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圓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猊，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1

從班固的記述我們可以看出，這個“井田”是一個計算單位，即我們現在說的平方或畝數之類。一井，即一平方里的耕地面積。因井田的多少來繳納軍賦（養活軍隊的錢糧）。所謂的“井、通、成、終、同”都是計算單位。一同就是一百平方里。西周以“井”為土地基數單位，然後以此建立軍政機構：四井為一個邑；四邑為一個丘；一個丘就是十六井。這個丘，相當於我們現在的警察派出所。可能是當時軍警最小的單位，只有一匹戰馬，三頭牛的裝備。比丘大的單位就是甸，四丘為一甸。一甸就有六十四井（以一井一平方里算，一甸就是六十四平方里的土地管轄權。）這個“甸”，相當於現在的一個警察局了。其裝備是比較齊全的：有戰馬四匹，兵車一輛，十二頭牛，軍官三人，士兵七十二人，各種干戈武器都具備。《論語》、《孟子》、《國語》等書，常有“百乘之家”、“千乘之國”之類文字，從班固記述這個“井田制”我們知道了。百乘之家，就是有“三千六百井”的耕地、兵車一百輛的卿大夫之家；而“千乘之國”就屬於諸侯之類，他擁有“提封萬井”的耕地（三百一十六平方里），兵車有上千輛。而萬乘之主就是天子了，他擁有百萬井的耕地。

我們從班固對“井田制“的記述中看出，井，只是耕地面積的一個單位，或說賦稅的一個單位，並沒有說每一塊土地都劃為一個井字形，強迫人們在這個井字形的田地勞動。中共教科書不知從何得出“井田制”具備奴隸社會的特徵，如此描寫得繪聲繪色？把孔子視為最美好的西周封建社會誣衊為萬惡的“奴隸制”社會，實在讓人啼笑皆非。

關於這個“井田制”，在《孟子》一書也有說明。滕文公使畢戰來問孟子“井田制”是怎麼一回事？孟子答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榖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原來這個“井田制”是用來劃定經濟範圍的度量衡，是行仁政的一個措施。孟子解釋何為“井”？他說“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孟子》，台灣智揚出版社，民國83年版，128頁）原來一塊井田有九百畝，有一百畝屬於公田，由八家人耕種，每家人有一百畝私田。這八家人要一起先耕作好那一百畝公田，然後才耕作自己的那一百畝私田。那一百畝公田所產的糧食，是作為上交給政府養活軍政官員的。那一百畝私田所得的糧食，就是自己一家所用。為什麼不按照你一家耕作多少田地來作稅收呢？這裡孟子就說出了井田制的好處。孟子說，如果按耕作畝數作稅收，遇到災年，收成不好，你農民還得按照那麼多稅上交，這樣農民就沒有糧食吃，會餓死或逃荒；遇到豐收年，糧食就多了，農民吃不完就讓它腐爛到處丟，浪費很大。政府設置這個井田，八家人耕種，可以一起互助，其中有一百畝公田，可以教育野人（農民）懂得什麼叫義務。而且這樣做，政府的收成和農民的收成是很平均的，災年，大家的收入都減少；豐年，大家的收入都提高。孟子稱此為“助法”。他還借此批評“稅法”的不當（參見上引《孟子》一書頁數）。如果我們以現代社會的眼光來看，這個“井田制”對農民真是太好了，周王朝可說是太仁慈了。那有一點奴隸制的形式？一個井田九百畝，八家人分攤耕種，就是每家有田地一百一十多畝，只上交十畝多一點的糧食給官府，而一百畝的糧食都是屬於自己家所得。你可以想想，農民得的是大頭，而官府得的小頭，這樣的政府，你如何想像出他奴隸人民呢？

原來這個“井田制”，是西周先王想出一個讓人民安居樂業的農業制度。軍政官員有俸祿吃，農民也可以樂意種田。這個“井田制”，在當時的封建農業社會時代，是一個很先進的制度，設計得非常圓滿。據孟子說，“野人”（農民）直到老死都不願離開自己的土地。這個“井田”，那有一點奴隸社會的影子？

最近有人提出中國歷史是否出現過奴隸社會的問題，在中文網絡上還引起討論。有人誓言坦坦地說西周就是奴隸社會。如果我們認真地讀一讀《尚書》、《國語》、《論語》、《孟子》以及《史記》等古籍對西周社會的記載，即使以馬克思對奴隸制的定義為準繩，也很難找到西周社會有奴隸制的特徵。周武王殺紂滅了殷商以後，還封紂的兒子綠父去做諸侯國王。這種寬恕敵人後代的胸懷，你說這是周武王為了籠絡殷商遺民所做的一個措施也好，說是周武王的一個陰謀計劃也好，但周武王沒有像羅馬帝國那樣將戰俘作為奴隸鎖著趕他們在田地勞動。至今很難找到史料證明周朝將戰俘作為奴隸。從《尚書》記載成王、周公他們的作為，看不出他們有那點奴隸主的身份。我們就退一步來說，認定《尚書》是歌頌統治者的書，沒有記載他們如何奴隸人民的事。但我們就從孔子身上，也可以證明西周社會不是奴隸社會。

孔子身處春秋時期，是個戰亂的社會，用孔子的話說，是個“禮崩樂壞”的社會。孔子一心要“克己復禮”，就是要恢復西周的美好社會。西周如何美好，我們就不說了，就說孔子所處那個動亂時代。那個時代那麼差，那麼不好，孔子出生在窮苦人家，還有書讀，還可以做官，後來又可以自由出國旅遊（周遊列國，我猜當時孔子出國根本就不需要護照），再後來又可以私自開學堂講學，宣傳他的仁禮道德。我們可以想想，孔子認為他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還那麼美好，還可讓人過正常自由的生活，那他所憧憬、所想要恢復的西周社會是多麼美好就可想而知了。孔子所處那麼差、那麼壞的社會都沒有奴隸出現過，怎麼比孔子所處時代還要好的西周社會則變為奴隸社會了呢？假若那舊社會——西周，是奴隸制社會，用鐐銬着人在井田勞動，奴隸主任意砍殺奴隸，毫無人道，孔子還想夢見周公，克己復禮嗎？就是到了戰國時代，以周王朝的國運來說，那可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中國四分五裂，戰火紛飛，是一個動亂不安的年代，而那時還出現過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文化昂進之時期。可想而知先期的西周社會是多麼和諧、大同了。有人說，孔子是沒落奴隸主的代表，他當然替西周的奴隸社會說好話。如果我們用正常的邏輯來思考的話，孔子不可能做奴隸主的代表。他出身寒微，若有奴隸主，那他就是被專政的對象，是被壓迫的階級，他怎麼會做他們的代表，說他們的好話呢？孔子雖然做過一陣子官，但他也是那個制度的受害者（被革職，沒有官當），他怎麼會做奴隸主的代表呢？

可以說，中共對於“井田”的種種誣衊，是對中國歷史的任意閹割。正如他們誣衊民國政府為“萬惡的舊社會”一樣，說國民政府蔣介石如何壞，如何沒有自由等等，有人站出來說，假如魯迅生在當今共產黨統治年代，他寫那些罵政府的文章，還沒有得到在報刊與讀者見面，早就被共產黨槍斃或坐大牢了。這種對比說法，盡管不能概括整個民國社會的風貌，但有一點可以證明，它比現代共產黨政權的自由度要大一些，人權保障要好一些，這是毋庸置疑的。同樣道理，孔子夢想復辟周公時代，那周公時代肯定要比孔子所處的時代好些。以此類推，西周的“奴隸社會”就是天方夜譚了。

我之所以對西周王朝進行翻案，認為它是封建社會而不是奴隸社會，是我們對繼承傳統文化必須端正的一個態度。如果說西周、甚至追溯到黃帝以前的幾千年歷史，是很殘酷的奴隸制社會，它如何產生出中國的文明文化？如何出現那仁義道德的孔孟之道？如果我們不把中國的歷史端正過來，連司馬遷的《史記》都變為偽史了，三皇五帝的聖人之道都是假的了。中國大陸說要繼承傳統文化，既不問中國的史實，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做論斷，把中國出現最光輝燦爛的文化時期定位為“奴隸制社會”。你在大前提下就否定它了，你如何繼承它的文化？這個“井田制”的炮製，就是一個天大的笑話。